作为绝对主流的喜剧
喜剧演员，和动作演员一样，是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于动作片而言，无论是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还是现在的吴京，都是如此。
喜剧片的例子更多，香港的许冠文、周星驰，内地的陈佩斯、葛优，贾玲、王宝强、沈腾，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这种号召力，必须在拍摄他们赖以成名的类型片时才能成立。
当李连杰拍摄纯文艺片《海洋天堂》，当葛优拍摄《卡拉是条狗》《罗曼蒂克消亡史》时，他们身上自带的巨大票房号召力，也就会大打折扣。
简而言之，喜剧演员和功夫演员都是最为类型化的演员，就如同喜剧和功夫片是类型边界最为明确的电影类型。
正因为这种明确，让他们的观众或者粉丝，能够有相对固定的期待。这种固定期待，也让他们的观众群，总是能以一个相较于别的类型演员更稳定的比例转化为真正的票房人数。
而对于笑的需求，以及对于暴力的需求，又永远是人类趣味中最大的两个品类之一，所以它们的票房上限极高，当影片质量足够过硬时，往往会创造出超高的票房。
在八十年代初，李连杰的《少林寺》能在平均票价一毛两毛的时候，创造出1.6亿的票房就是一个例子。而在香港和内地的华语电影总票房榜上，更能看出这两种趣味的威力。在内地票房上，第一名《哪吒2》可以算是喜剧和动作的混合，第四名则是喜剧与温情的《你好，李焕英》。而在香港的总票房榜上，前五名中，新晋的喜剧明星黄子华主演的《夜王》《毒舌律师》独占两席。而如果把时间拉到2022年以前，当时香港最高票房中，周星驰和成龙占了五席，而他们上榜的《功夫》《少林足球》《美人鱼》《警察故事4》《红番区》，都可以算是动作与喜剧的结合。
所以，如果把电影作为一个工业，喜剧绝对是其中最为主流的品种，而喜剧演员自然也是所有演员中最受重视的演员类型。
奖项的小众性与群体性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特别是一般观众的问题是，既然喜剧和喜剧演员如此受观众的欢迎，为什么在电影艺术层面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奖项层面，喜剧和喜剧演员好像并不受到重视，起码与他们在大众中所受到的欢迎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但其实这并不算是一个“问题”，因为奖项和票房或者说受大众欢迎度不在一个逻辑上。如果它们完全一样，其实奖项，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正因为票房就是大众一张一张投票的产物，从规则来说，票房其实比所有的奖项更加透明和公平。而奖项，其实是一个个相对于大众来说更小的小集体对当下电影的评定。与票房相比，它从根子上来说，就是小众的。
影响力大的奖项，大体分成几类：一类是如奥斯卡、香港电影金像奖这样的电影工业类奖项，它们是电影从业者集体投票出来的，是电影业界对于当下的判断。一类是如戛纳、威尼斯这样的电影节，它们都是几人制的评审团机制，而且评审团成员都是以艺术性作为最大的评判标准，所以，它们评出的电影，往往在普通观众那里得不到欢迎，甚至会觉得晦涩和莫名其妙。而除此之外，各种有影响力的机构如影评人协会、各种媒体，也会有自己的奖项，而他们的评奖结果，也会因这些小团体的趣味不同，而呈现出独属于他们自己的风貌。而还有一类奖，就如同国内的百花奖、美国的人民选择奖等，则是观众投票选出来的，是这些奖项中最为平民趣味的。
但即使如此，那些热心于投票的观众，也大多是比普通观众看过更多作品的成熟观众，当他们来投票时，也会因其观影经验而自成标准，所以他们的选择，还是会与票房榜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
当然，在前面所讲的大多数奖项中，喜剧相对来说不受欢迎，是实际情况。
而这与前面所说的喜剧的类型色彩太过明确，有着密切联系。观众对他们的期待很明确——专注于提供一种单一的趣味，而他们提供的趣味浓度越高，也让观众的期待在越来越高的同时，也越来越单一。
这种双向绑定，对这些演员也造成了某种束缚。他们在观众潜意识里成了提供某种具体情绪和官能刺激的技术工人。
这种单纯以及很可能导致的单调，让他们在艺术品质上，大多难以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这也让他们在大多数奖项上很难获得青睐。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这些喜剧摆脱了纯粹插科打诨的阶段，真正成为这个世界和人性的某种严肃观察者，成为人类情感和生存状态的独特临摹者时，他们获得更严肃的评论或者说奖项的关注，又是很正常的事情。
比如法国导演雅克·塔蒂的《我的舅舅》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及戛纳的评审团特别奖，又比如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美国的伍迪·艾伦拍摄的喜剧电影也获得过很多奖，比如《安妮·霍尔》曾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而《开罗紫玫瑰》则获得过法国凯撒奖最佳外语片。
同理，当那些喜剧演员不把逗笑观众作为他们的唯一任务时，他们也会展现出别人想像不到的强大的角色塑造能力。内地最知名的就是葛优，他在冯小刚的电影里是一个北京街头油嘴滑舌的侃爷，但他在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就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种人格和命运的活生生载体。他的喜剧性的外型，在这些电影中，成了他表演的加分项，那种外在与内在的些许不对位，让这个人物变得更复杂也更动人心魄。
当然，由于喜剧和喜剧演员给予我们的刻板印象，所以也导致了评论也包括奖项的某种下意识的忽视，但这种固有印象，只会在某些超出平均水准不多的影片上起作用，在一部真正的杰作前，绝大部分人都会瞪大双眼，然后心悦诚服。
不成问题的问题
从全球范畴来看，喜剧演员存在着某种共性。而聚焦在中文舆论场，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问题，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时代。
在当前审美精英主义被贬抑的大趋势下，很多民众对于精英主义框架下的所有一切都抱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
一种强烈的打破这种壁垒的冲动、将整个审美鸿沟填平的欲望，正在勃勃升起。而表达渠道上的技术平权，又给了他们与以往精英平等的发声渠道。人口基数上的庞大，让这部分声音异常庞大，且能够被彼此听到、被彼此影响。在这种同样声音的互相交流和回响之中，更多的理论自信被确立获取，也必然带来一拨强烈的释放。所以旧式审美体系，往往更能激发一种过激的反应。创造主导权在自己手里的审美秩序，成了其后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奖项的质疑，是这一庞大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微小一环。
而这微小一环，在叠加了“内娱”更为具体的圈层、资源、名利之后，加剧了质疑的声音。在这样的趋势下，奖项被视作一群迂腐和腐败精英勾兑的游戏，而艺术，也不过是一种精英阶层无病呻吟的自说自话。
这种对于审美固有架构的挑战，在很多条件下，是有益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审美的阐释权的争夺，从来都一直在进行，也永远不会停止。但是，倘若抱着要消灭另一种审美取向的目标，则是不可取也是不现实的。
这个世界的审美，就是一个个个体审美的加成和融合。复杂，是它的底色，也是它的美妙之处。各种审美之间相互吸收对方的某种特质，然后坚定地保持它们固有的特色，是它们的常态，它们壁垒分明同时又界限在不停地移动，是它们彼此同处的永恒规律。
所以奥斯卡等奖项，作为电影工业奖，将仍然保持与这个时代主流共振，但又永远不会与大众庸俗趣味共舞。戛纳等奖项，作为最精英群落趣味的显影，将一直与大众趣味为敌，矢志不渝地表彰那些试图在文本和思想层面突破固有范式的作品。而人民选择奖等大众奖项，则坚定地与最大众的趣味站在一起。
至于喜剧演员能不能在票房之外更受奖项青睐这件事，观众一视同仁、替台上的人感慨片刻便好，不必太过劳神，这样反倒可以回归到真正的平民主义。
